米爾頓認為，辦公室可能比狹小密閉的電梯更危險，因為人們待在辦公室裡的時間更長，最好能開窗。

可是，隱瞞失誤來博得良好的評價，講難聽一點，就跟作弊考高分一樣。部屬一開始也認為，新來的主管沒有業界知識也算正常。

業務趕緊拜託對方重製一份合約，但對方的法務單位非常生氣，不願意跟這種粗心大意的企業做生意。因為，他們的分店在舉行「零失誤運動」。那名業務沒有向同事、前輩、上司報告第一次的失誤。不過，你要明白自己的本職是主管，萬一你忙著處理基層業務，無暇顧及管理工作，那可就本末倒置了。不過，這項原則也有例外。

那是每家分店都會舉辦的活動，連續半年沒有失誤的分店，會獲得總公司表揚。例如報告上的文章不通順、有錯字、格式不對等。也許再過十年，她可以駕輕就熟，一頂破壞「愛國主義」或者「社會穩定」的大帽，就可以把人嚇個半死。

今天的香港，林鄭月娥似乎比誰都著急地要得出這樣當結論。並不是因為中共有多聰明，而是因為專制帝國的邏輯本身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也眼睜睜地看見一個專制政權如何肆意擴張，殘暴地吞噬著自由世界。流亡者一方面得到西方人的幫助，一方面也是幫助西方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正如我曾經所說，就算香港人的抗爭運動中不是那麼秩序井然的楷模，你們仍然有資格因為這場對抗專制極權的偉大運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很多西方人聽來，這是抒情。

假如香港沒有抗爭運動，就沒有《國安法》這個緊箍咒嗎？答案不言自明：那就跟澳門一樣，提前多年就已經安營紮寨了。包括大量香港人參與和支持的這場運動，推開了新世界的大門。西方人在進入這道大門後繼續抗爭，直到宣告冷戰結束，然後卻將大門關上，假裝世界大同。就騷亂的程度而言，它們遠遠不及幾乎每年都發生在巴黎、倫敦、紐約等地的各種抗議活動。

他的流亡論述非常好：在香港能夠承擔的國際線工作大規模壓縮，所冒風險也上升的情況下，有國際視野的政治人物要做出抉擇，從民間外交層面以港人的身份發聲。」因此，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果斷行動。不要以為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抗專制也是 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選擇流亡。

惟有警方豎起的警告牌上，繁體中文和標準英文對等呈現，讓人無盡傷感——一方面發現這仍然是一個不一樣的城市，那個使用簡體中文的極權文化對其徹底征服尚需時日。但是，跟已經被極權政治浸潤了幾十年的中國大陸不一樣，這種污名化在今天的香港很難奏效。

在中共看來，這是事實——反過來就知道怎樣維護極權統治：專制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人還自由，所有人都無法被奴役。1963年6月，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德國柏林牆邊演講，留下一句名言：「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6月30日，《港區國安法》頒布的前夕，林鄭月娥通過視訊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稱，「自去（2019）年6月，在外部勢力煽動下，暴力不斷升級，香港飽受創傷。其中一個觀點認為，學生的不肯妥協刺激了專制者的殺心，導致了血腥的屠殺和延續至今的戒嚴。或者跟幾十年來並不多見大規模抗議運動的中國大陸一樣，從小就將對政權的恐懼融入到你的血液裡，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這些文章的主線之一，就是論述六四運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場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變革的開端，是整體變革中的一部分。背叛了中國六四民主運動的西方社會，正在品嘗苦果希望六四之後的人類命運悲劇，不會在香港抗爭運動中重複。

今天的香港，林鄭月娥似乎比誰都著急地要得出這樣當結論。文：長平（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一夜之間，香港自由散盡，形同全城戒嚴。

當年沒有人把蘇聯帝國的統治當作不容干涉的一國內政，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個龐大帝國倒塌於一場組織完美的單一運動。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抗專制也是 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選擇流亡。

也許再過十年，她可以駕輕就熟，一頂破壞「愛國主義」或者「社會穩定」的大帽，就可以把人嚇個半死。1963年6月，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德國柏林牆邊演講，留下一句名言：「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就騷亂的程度而言，它們遠遠不及幾乎每年都發生在巴黎、倫敦、紐約等地的各種抗議活動。正如我曾經所說，就算香港人的抗爭運動中不是那麼秩序井然的楷模，你們仍然有資格因為這場對抗專制極權的偉大運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自1992年以來，每年的六四祭日，我都會發表一篇紀念文章。並不是因為中共有多聰明，而是因為專制帝國的邏輯本身就是如此。

惟有警方豎起的警告牌上，繁體中文和標準英文對等呈現，讓人無盡傷感——一方面發現這仍然是一個不一樣的城市，那個使用簡體中文的極權文化對其徹底征服尚需時日。這些文章的主線之一，就是論述六四運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場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變革的開端，是整體變革中的一部分。

流亡者一方面得到西方人的幫助，一方面也是幫助西方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跟幾十年來並不多見大規模抗議運動的中國大陸一樣，從小就將對政權的恐懼融入到你的血液裡，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

他的流亡論述非常好：在香港能夠承擔的國際線工作大規模壓縮，所冒風險也上升的情況下，有國際視野的政治人物要做出抉擇，從民間外交層面以港人的身份發聲。其中一個觀點認為，學生的不肯妥協刺激了專制者的殺心，導致了血腥的屠殺和延續至今的戒嚴。

另一方面也眼睜睜地看見一個專制政權如何肆意擴張，殘暴地吞噬著自由世界。不要以為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假如香港沒有抗爭運動，就沒有《國安法》這個緊箍咒嗎？答案不言自明：那就跟澳門一樣，提前多年就已經安營紮寨了。包括大量香港人參與和支持的這場運動，推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人們開始反思運動的策略和行動，成就與失誤，直到今天還爭論不休。西方人在進入這道大門後繼續抗爭，直到宣告冷戰結束，然後卻將大門關上，假裝世界大同。

但是，跟已經被極權政治浸潤了幾十年的中國大陸不一樣，這種污名化在今天的香港很難奏效。6月30日，《港區國安法》頒布的前夕，林鄭月娥通過視訊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稱，「自去（2019）年6月，在外部勢力煽動下，暴力不斷升級，香港飽受創傷。

」因此，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在很多西方人聽來，這是抒情。